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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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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川的奶奶在这一次会见中,和刘川谈到了保外就医。

    她告诉刘川,在她这次探视之前,托王律师找原来为刘川辩护的那位律师了解了一下情况。王律师经过分析,告诉奶奶,刘川犯过失罪,罪名还是成立的,判的也不算太重,想通过申诉翻案或者减刑,基本没有可能。但刘川原来就在监狱工作,对监狱的“县官”与“现管”都应该很熟,不如托托关系,让他们放刘川保外就医。当然要办成这事,最好给有关人员塞点好处。至于塞多少好处,王律师说他也不熟价格,答应可以问问,但奶奶说就算一万两万吧,钱从哪儿来呢。王律师说这就要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奶奶想不出办法,她看病的钱,吃饭的钱,已经入不敷出。虽然前些天东照公安局的景科长来北京办事又来看过她一次,给她讲了刘川配合公安局立功破案的故事,并且带来了东照公安局特批给她的三千元困难补助金,但原来王律师帮她谈好租出去的公寓,法院后来决定收回,那家最终没能入住的租户,还要和奶奶打官司呢。奶奶为生活和看病的事给她原单位管人事的头头打了电话,可她原来的单位早和其他单位合并了,好在人家还算负责,派人到家里来看了看她,表示可以帮她找个具备一定医疗条件的养老院去住。如果她的退休金不够支付养老院的费用,是她自己想办法还是单位另外补贴,回头再说,反正贴也贴不了多少,到时候再说。奶奶单位来人谈这事的时候小珂也在场,小珂当即表示,如果奶奶搬去疗养院,她可以把刘川已经付过的房租退给奶奶,补贴养老院的费用。不管怎么说,奶奶肯定拿不出钱再来活动刘川保外就医的事了。所以她来监狱会见的时候,让刘川自己想想办法。奶奶说,你们钟科长现在不是正管你吗,他不是一直对你不错吗,你能不能求他帮帮忙?奶奶事前还问过小珂,小珂说,保外就医法律上都有明文规定,只有长期患病、患传染病或者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而且放出去对社会不会构成危害的犯人,才能被批准保外就医。于是奶奶让刘川去问问老钟,到底病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她大概以为刘川和老钟,还是原先那种上下级的亲密关系,可以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呢。

    刘川当然不可能去找老钟打听这事,但这事显然是他情绪低落的原因。

    刘川从超市调回到中队的那几天里,每天无论自学、上课,还是出工出操,脸上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做事情也总是丢三落四的。有一次他被派去帮狱政科的图书室搬家,抱着齐胸高的一摞书下台阶时,正碰上他们分监区的庞建东上台阶,可能也是书太沉吧,刘川居然没有停步让路,两人擦肩而过之后,庞建东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刘川叫住了。

    这是庞建东第一次正面与刘川单独对话,他不是刘川的责任民警,平时值班时也尽量避免与刘川单独接触,也听入监教育分监区的干警说过刘川个性孤僻,比较难管,所以他一般情况下不和刘川直接冲突。他不是怕他,可能还是因为季文竹的事情,思想有些顾虑,怕说轻了有损管教人员的威严,说重了刘川弄不好认为他是挟嫌报复。

    但这次,台阶上只有他们两人,两人狭路相逢。庞建东忍不住了,擦肩而过后开口叫住了刘川。刘川处于下,庞建东居于上,隔了四五级台阶。他看出刘川张了一下嘴,大概想称呼他,但又没说出来,于是庞建东先称呼了他一声:

    “刘川。”

    “到。”刘川这才应答出声。

    庞建东尽量把声音放得缓和,竭力避免半点报复的嫌疑:“刘川,你搬书哪?”

    刘川抱着那摞顶到下巴颏的书籍,歪着头吃力地看他:“报告,我们在帮狱政科搬书。”

    庞建东说:“罪犯改造行为规范……是不是又有点忘了?”

    刘川语塞。

    庞建东提醒道:“行为规范第五十五条说的什么?”

    刘川背诵道:“……第五十五条,与管教人员同一方向行进时,不得与管教人员擦肩并行。在较窄的路上相遇时,要自动停步,靠边让路,放下手持的工具,待管教人员走过五米后再起步。”

    庞建东说:“刚才做了吗?”

    刘川终于抱不动那摞书了,撅着屁股放下来,想放到台阶上时书倒了,顺着台阶稀里哗啦地散落下去。

    刘川没去捡那些书,他立正站在台阶上,喘着气说:“报告,我刚开始没看见您。”

    “没看见?”庞建东不高兴了,刘川明明看见他了,擦肩而过的一刹那还和他目光相碰。他严肃地,甚至,有几分严厉地注视着刘川,幸而刘川赶紧补了一句:

    “后来看见了又忘了做了。”

    庞建东这才把脸色略略放松,弯腰帮刘川捡起掉在台阶下面的书本。说:“学习规范,关键是要遵守规范;遵守规范,关键是要养成习惯。希望你在习养成这三个字上,好好下下功夫。”

    刘川说:“是。”

    庞建东帮刘川把书重新摞好,还帮他扶着,让他重新抱了起来。然后,庞建东拍了拍手,离开刘川向狱政科图书室里走去。他自己感觉,刚才对刘川说的这几句话,说得很好。既是严肃的教育,又是以理服人,而且,又特别避免了盛气凌人的口气。他没多观察刘川的表情,是心悦诚服还是心怀不满,但他能感觉到这回刘川确实是按照《规范》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在他离开五米之后……甚至,将近十米了吧,才慢慢起步,走下了台阶。

    这一天夜里,大约两点多钟吧,三分监区的夜班民警在监控室的电视屏幕上,看到四班的刘川突然起床,在监号的门边按铃求茅。值班民警在监控室打开了四班的电动牢门,通过筒道和卫生间的监控屏幕,他看到刘川身体摇摆,走路缓慢,在夜班杂务的监视下进入卫生间小解。小解后刚走出来便靠墙蹲下。杂务弯腰向他问着什么,他摇着头不知答了什么。值班民警赶快走出监控室,打开筒道铁门,走进筒道。他走近刘川时刘川强撑着站起来了,这时民警发现刘川面色发红,眼大无神,呼吸似也有些急促。民警问:刘川,你怎么了?刘川声音沙哑,回答说:有点难受。民警上去摸他额头,额头热得烫手。

    民警马上向监区总值班员作了报告,监区总值班员马上派了一名备勤的干警,送刘川去了监狱医院。刘川到监狱医院先测试了体温,体温高达三十九度,但又并无感冒或腹泻的症状,一时也看不出哪里发了炎症。于是值班医生当即为刘川开了一张病床,以便留待明天详细检查。

    第二天上午医生给刘川抽了血,做了心肺检查,吃了退烧的药。到中午时体温退了,医生又让刘川住了一天院进行观察,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无论胸透还是血检还是淋巴检查,都未见异常。发烧时过高的心率也降下来了,于是医生只能挠挠头皮,让一监区先把刘川接回去再说。

    刘川回到监区的当天下午,还去车间折页子。折页子就是制作信封或手提纸袋,是个看起来不重但干起来很烦的活儿。刘川下午干活儿时虽然不发烧了,但体力明显不济,干没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在车间带班的冯瑞龙见状让他提前回去休息,并且通知食堂晚上给刘川做病号饭。不料傍晚开饭之前,刘川又烧起来了,四班的班长梁栋叫来了卫生员,卫生员看罢又请来巡筒的队长,巡筒的队长开了求医条,然后把刘川又送到医院去了。

    医院又是一通检查,又没查出原因。

    第二天,天监医院派车派民警,押刘川去了监狱局所属的滨河医院,在滨河医院做了一上午的全面检查,回到天监后就留在天监医院的病犯监区继续观察。病犯监区观察的一周时间之内,刘川又发了两次无名高热,两次高热各持续了一天,又都无由而退。

    刘川最后一次退烧后,从病犯监区又退回三分监区,钟天水和三分监区商量了一下,决定:一、暂不安排刘川出工,尽量安排在监舍区内做些清扫卫生之类的轻工作。二、每天早、中、晚由分监区卫生员给刘川测量体温,观察病情。三、请各班次的值班干警注意监控。

    注意监控什么,没说。

    大家心照不宣。

    一连两天刘川没事,每天在筒道内扫扫地,倒倒垃圾,擦擦四箱什么的。四箱是监狱局统一要求挂在筒道内的,有民警约谈箱,心理咨询约谈箱,监区长约谈箱和举报箱。举报箱除了举报犯人违纪现象和揭发余罪外,根据监狱局推行的狱务公开的改革措施,还可以举报民警的违纪行为。以前监狱一直采取定期发放民警评议表,让犯人和犯人亲属以无记名填写的方法,监督民警公平执法的情况,现在又给举报箱加上了这项功能,对民警的监督就由定期变成了随时,变成了每月每天,每时每刻。

    据分监区的民警观察,刘川从病犯监区回来后,连续两天没病,吃睡正常,除了干一些轻活儿外,还洗了自己的衣裳。第三天中午,吃饭前,四班的班长向筒道值班的杂务报告说刘川又不舒服了,杂务赶紧报告了队长,队长让卫生员去四班测试体温,测试的结果又是三十九度。

    结果又是送到医院。

    结果第二天早上医院一试表,体温又恢复正常。在医院观察了一天后,三分监区又派人把他接回来了。

    这事,有点蹊跷了。钟天水再次找分监区长冯瑞龙商量,要求发挥犯人互监小组的作用,既照顾好刘川的身体,又互相监督,防止自残诈病。

    钟天水这回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冯瑞龙自是不敢掉以轻心,分别找刘川所在的互监小组里的几个犯人谈话,但没能搜集到有价值的线索。他只好挑了一个犯人,每天留在监号看护刘川。说白了,也是监视刘川。挑的这个犯人就是刘川的班长,名叫梁栋,因犯贪污罪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已入狱八年,八年中获得三次年度监狱表扬,一次监狱嘉奖,一次监狱改造积极分子称号,去年又荣获了局改造积极分子荣誉,这些荣誉使他八年中三次减刑,共减掉两年零三个月的刑期。冯瑞龙专门找了改造表现最好的梁栋来看护刘川,并且亲自找他谈话布置了任务。梁栋四十多岁,为人稳重,而且犯经济罪的犯人,一般智商都高。

    梁栋受命看护刘川之后,把这个任务执行得兢兢业业,从早到晚,始终守着刘川,片刻不离左右。连夜里刘川翻个身,他都坐起来看看,刘川上厕所他都跟着。刘川蹲坑,他就站在旁边,刘川说你别看着我,你看着我我拉不出来。梁栋说:没事,你慢慢拉。刘川皱眉沉脸,说:你没事我有事,我拉不出来!梁栋不急不恼:那我也得把你看好了,万一你突然发烧摔倒了,我好帮你呀。刘川轰不走这块胶皮糖式的影子,只好草草拉完屎站了起来。

    梁栋“上岗”之后,一连五天,刘川没再发烧。有好几次他自称头晕,又说身体没劲,可一试表,体温正常。无论刘川头晕不晕,有劲没劲,分监区照旧让卫生员一天三次,给刘川试表,结果次次正常。

    第六天是星期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四班的犯人都到水房洗漱去了,卫生员又来给刘川试表。这时候,六班的一位犯人来叫梁栋,他们正在排练迎新生诗歌朗诵会的节目,有一首诗是梁栋写的,那个犯人来请教梁栋诗中的某句感叹该感叹到什么程度。梁栋见有卫生员在,便离开监舍走到门外,与六班的犯人进行艺术探讨。卫生员在等刘川试表的时候,随手翻看桌子上的一份《新生报》,等试完表卫生员一看,刘川的体温又升到了三十八点八度。

    卫生员慌了,赶紧出去叫队长。梁栋也慌了,自知玩忽职守,进屋急得直摸刘川额头。队长来了,那天晚上值筒的队长恰巧是庞建东,庞建东刚一走到门口,梁栋就迎出来战战兢兢轻声俯耳:报告队长刘川又发烧了,但摸脑袋好像不热。庞建东走进监号,站在刘川面前,半天没说话。刘川也站起来了,洗漱回来的犯人们看庞建东的脸色板着,都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地放好脸盆,朝刘川这边张望。庞建**然伸手,要摸刘川额头,刘川一歪头躲开了,弄得庞建东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僵了半天才放了下来。

    庞建东没有发火,他转头问卫生员要了体温计,对着灯光看了看,说:“三十八度八。”说完,看了刘川一眼,然后挥动胳膊,用力将这三十八点八的刻度,一下一下甩掉。他把甩到零位的体温计递到刘川眼前,说:“再试一遍,我看着你试!”

    刘川没接,他敌视地瞪着庞建东。周围的犯人全都鸦雀无声。

    庞建东把脸板着,厉声又说了一遍:“刘川,你不是发烧吗?我看看你现在烧是高了还是低了。”

    庞建东还没说完就把体温计重重地往刘川手里一塞,连庞建东在内,谁也没想到刘川会突然暴怒,会满脸通红,会突然把体温计狠狠地摔在地上,屋里每个人都听到了“啪”的一声,那声音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以放大数倍的声音炸开,玻璃和水银一起分崩离析,炸得无影无踪。

    庞建东脸色铁青走出门去,五分钟后,包括庞建东在内,三位管教一起走进监号,不由分说,将刘川铐上押出筒道,押到了管教干部的办公室里。半小时后,刘川被押出监区楼门,再次押往“西北角”,关进了禁闭监号。

    在刘川被铐在三分监区的管教办公室之后,尚未押到反省队之前,庞建东对这次发烧事件进行了现场调查,结果证实,刘川是趁梁栋离开监号,而卫生员又偷闲看报的瞬间,将体温计插到热水杯里,蓄意制造了三十八点八度的“高烧”。

    由此,基本可以证实,尽管刘川以前每次入院,都是由医生当面试表,甚至亲自以手摸试,体温确实达到了三十九度以上,但这个症状,肯定同样出自蓄意假造。暂时不能证实的是,他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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