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统帅不仅要有伯乐之才,而且还要考察品行操守,相心相德,知人善任,不能以貌取人,不能拘泥于方法,要善于从内心中去观察,从行为中去辨识,这才是能够做统帅的人。
度量他人之心,知其心之所趋。
揣度天下,透视国情,观其财物之有无,民财之多寡,军力之强弱,君臣之贤愚,天时之福祸,国运兴衰存亡。
心机谋定而后动。
如果没有伯乐之才,就是本领再高,也难成大器,所以说是事在人为,而不在定数。
刘邦在夺得天下后与群臣议论道:
我和项羽争夺天下,为什么最后天下是我的?
大臣们七嘴八舌的总结了一通,刘邦听完各人的回答后说: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赏,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三个人是当今天下的人杰,可是这三个人都能为我所用,所以我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呢?只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他丢掉了天下。
很明显,刘邦不仅能识才,还善于用才,做到人尽其才,同时还善于驭御人才。
与此相比,项羽就差多了,不能识才用才,不讲谋略,怎么能不失败。
所有能够成就大业的伟人,都非常重视人才。
就是女皇帝武则天,也同样重视、爱惜人才。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徐敬业据扬州起兵反抗武则天,到处散发骆宾王撰写的《为徐敬业讨伐武氏檄》,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攻击武则天。
武则天看过后并没有铁气。
而是感叹他文采飞扬,赞扬骆宾王“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并且为没有将如此优秀的人才,网罗到朝廷而感到惋惜。
认为这是“宰相之过”。
三国的曹操也是一个识才、爱才之统帅,同时也是一个伯乐,他不仅能聚才也能用才,使众多超卓才能的人士,为他出生入死而不悔。
在他的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最终能够雄霸中原,成为三国中的最强者。
他的麾下,文有荀彧、荀攸两叔侄,郭嘉、程昱、贾诩、刘晔、吕虔、满宠、毛玠等,人人足智多谋;武有典韦、许诸、徐晃、张辽、张郃、李典、乐进、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个个勇冠三军。
刘备麾下人才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
谋士基本上只有诸葛亮与庞统,但却是整部《三国演义》中的最重量级智囊,号称“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
而刘备二人兼得,终能从困境中夺得三分天下。
武将中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及魏延等,只有吕布、典韦、许诸、张辽、徐晃、孙策、甘宁等能够比肩。
孙权手下虽然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文臣武将。
但人才众多,“群狼汹汹能敌虎”,且三世治理江南,根深蒂固,力量自不可小视。
文臣中张昭、张紘、鲁肃、吕范、诸葛瑾等一时名士;武有周瑜、吕蒙、程普、黄盖、甘宁、凌统、蒋钦、周泰、陈武、潘彰等,忠心耿耿,保卫江东。
这样的事太多了,就举个例子吧。
比如曹操。
早在创业之初,曹操就非常中重视网罗人才。
建都许昌之后,又一再下达“求贤令”,以朝廷的名义招纳贤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人才都聚集起来,在选择人才的标准上,曹操以其政治家的独特气魄,一反过去以门阀和名气取人的传统标准,主张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著名的《八月令》竟然明确地提出。
要起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
这是对当时以门阀品第,为唯一标准的传统人事制度的一次猛烈冲击。
对于曹操“识拔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的选才标准,连宋代保守主义政治家司马光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罗致到了人才,还有个如何任用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曹操亦有独到之处,这就是清人赵翼所概括的“以权术相驭”。
至于具体的做法,赵翼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盖曹操当初起时,方欲籍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
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备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
曹操在创业之初,需要人才帮助打天下时。
他可以虚心纳士,和刘备、孙权一样对有用之才极尽礼遇。
曹操厚待刘备、关羽的事情是尽人皆知的,其实他给予自己重要的谋臣将士的优待远在刘、关二人之上,故大多能得到这些人的致死效力。
更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创业之初,就能用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
即对有用的人才做到不记前嫌,即使是仇敌也不念旧恶,不加报复,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恢弘大度。
例如官渡之战后。
发现许多“许下及军中人”与袁绍暗通的书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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