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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4页）

他心里清楚，最可怕的事终于要降临了——他得离开队伍了。

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了工作。

但一个多月后病情更加重了：他卧病在床了。

保尔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就给她写了封信。

女医生当天就赶到了，保尔从她那儿得知：他用不着非住院不可。

“看起来，对于我的情况，治疗已经是画蛇添足了。”

他想说句俏皮话，但根本笑不出来。

待稍稍复原了一点，他又跑到中央委员会。

这回阿基姆坚持要保尔去住院。

保尔倔强地说：

“我绝不去。

那一点儿用也没有。

这是专家告诉我的。

我只有一条道可走：退休，领抚恤金。

但我也决不走这条路，我不能不工作。

我才二十四岁，不能用残废证养自己一辈子，不能明知无望还四处寻医治病。

你们应该给我一份合适的工作，我在家干，或是在机关安张床。

只要求别让我去做管理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给我一份让我踏实的工作，让我感到自己还跟大家在一起！”

他越说心情越激动，声音越大。

阿基姆理解这个不久前还心中热情如火的青年此时怀着怎样的心情。

他深深明白保尔的痛苦，知道要让已把生命献给了党的保尔脱离战斗、退居后方那有多么可怕。

于是他决定帮他一把。

“好吧，保尔，别急。

明天书记处开会，我会提出你的问题，帮你争取。”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伸出手。

“阿基姆，千万别以为命运能把我压垮，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

他使劲抓过阿基姆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让他感觉到自己微弱而急速的心跳，“只要我活着，就休想让我离开党。

只有死亡才能把我拉离战斗行列，老大哥。

请记住这一点。”

阿基姆沉默了，他知道这不是空谈，而是一名受重伤的战士发自内心的呐喊。

他明白，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这番感受，说出这番话语。

两天后，阿基姆告诉保尔，他可以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任一个重要职位，但必须先接受考核，看他是否有文学功底。

在编辑部保尔受到亲切接待。

副主任是位女性，老地下工作者，目前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任职。

她提出一些问题：

“同志，您的学历？”

“小学三年级。”

“党校或政治学校学习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