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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吧（第2页）

结果可想而知，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帮这个忙，当然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在实验的第二阶段，研究人员去了另外一个社区，而且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

不过，这一次出现的告示牌要比上一次小多了。

事实上，告示牌的面积仅为3平方英寸（约19平方厘米），上面的文字也改成了“做一名安全的驾驶员”

。

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请求，所以几乎每个人都说可以帮忙。

两周后，研究人员又回来了，这一次，他希望能把告示牌换成大个儿的。

结果显示，76%的人竟然也同意了把那么丑陋的告示牌摆在自家的花园里。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弗里德曼和弗雷泽认为，同意接受第一个小告示牌已经对居民看待自己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突然之间，他们就变成了乐于伸出援手的人。

他们是良好的公民，是乐意为了顾全大局而牺牲小我的人。

因此，当面对一个巨大而丑陋的告示牌时，他们最终很可能会做出接受的决定。

这是一个教导人们如何成功合作的典型案例。

先从小处着手，就能够更容易地说服人们完成更大的事。

2006年8月22日下午1点，我站在了都柏林市中心的邮政总局外面。

这幢宏伟的建筑物正面有六根巨大的石柱。

我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滚着测距轮，结果发现第一根柱子和第五根柱子之间的间隔刚好是60英尺。

我依靠在第五根柱子上，装作是一名尽情享受夏日阳光的游客。

事实上，我的左手中藏着一个秒表，而我正在偷偷地观察从这幢建筑前面走过的行人。

我寻找的目标是从对面独自走过来的人。

每当有人走过第一根柱子时，我就会飞快地按下秒表开始计时。

几秒后，他们就会经过60英尺的步行从我面前走过，此时我会停止计时。

然后我会偷偷地看一眼秒表，并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每个人走完这段路程所花的时间，我几乎每次外出旅行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这个破旧的笔记本。

当然，我并不是那一天唯一做出这种奇怪举动的人，与此同时，还有一大群研究人员正在全球32个国家做着完全相同的试验。

在本书的一开始，我描述了自己所做的第一个搞怪实验。

那是在1985年，研究的对象是刚在火车站碰面的人，我当时也偷偷地拿着一个秒表，让人们估计从我做自我介绍开始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

21年后，我又做了最近的这次实验。

和火车站的实验一样，这次的实验也会涉及毫不知情的路人和藏起来的秒表。

然而，跟我此前所做的研究不同的是，这可不是一次小规模实验。

英国文化协会的办公室遍布全球各地，每一个办公室都会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教育、科学、技术和体育活动向世界推介英国。

2005年下半年，我建议英国文化协会和我携手做一个大规模的跨文化实验，探究一下全球各地的生活节奏有何不同。

我们采取的是罗伯特·莱文的创新研究方式（参见第6章），实验的目的是测量全球各地的人在21世纪的步行速度，并与莱文在20世纪90年代得出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从而发现人们是不是比以前走得更快了。

就在我站在都柏林邮政总局大楼外面的同一天，我们的研究团队已经带着秒表、卷尺和钢笔进入了全球各地诸多城市的市中心。

和莱文采取的实验方式一样，他们也会在繁忙的大街上找一条宽阔的人行道，而且也要确保人行道是平坦的、没有任何障碍物，而且并不是特别拥挤，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尽情在上面阔步前行了。

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半和下午2点之间，他们会记下35名男士和35名女士走过一条60英尺的人行道所花的时间。

观察的对象仅限于独自走在路上的成年人，而且把所有边走边打手机的人和提着很多购物袋的人全部排除在外。